美国学者：华盛顿应该约束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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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加沙阿赫利阿拉伯医院遭遇空袭，造成至少 500 人死亡，数小时后，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以色列。这是一次高风险的访问，因为美国要把控好支持以色列的限度，避免后者行为过激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进而让美国遭受政治和道德层面的指责。更具风险的是，美国也要避免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导致局势升级，将战争扩大化。而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存在这种担忧。10月15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名誉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题为“对朋友该做什么”（What Friends Owe Friends）的文章，阐述了美国在此次巴以冲突的利益风险以及美国应该约束以色列报复行为的缘由。

72岁的理查德·哈斯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犹太人。2003年7月至2023年上半年，一直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此前曾就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1989年至1993年，哈斯担任老布什的特别助理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近东和南亚事务的高级主管。1991年，哈斯因在沙漠盾牌行动和沙漠风暴行动中帮助发展和解释美国的政策而荣获总统公民勋章。在这之前，他曾担任过国务院和美国国防部的多个职务，同时也曾是参议院的立法幕僚。

理查德·哈斯的其他的头衔包括汉密顿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客座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会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针对此次巴以冲突，理查德·哈斯认为，以色列反击战略存在缺陷，哈马斯在加沙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美国和以色列需要考虑战争扩大的风险以及此次危机对以色列外交关系、巴以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影响。他认为，为了巴以和平，美国的外交必须为可能得谈判创造环境。以下是文章的全文。

以色列想一劳永逸消灭哈马斯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该恐怖组织10月7日的袭击造成13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约150名人质被劫持；多数被杀害、受伤或被绑架的人都是平民。这些袭击还引出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阻止哈马斯今后发动类似的袭击。但是，不能因为以色列这个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就意味着寻求它是最佳、甚至明智的选择，而且以色列实施的战略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存在缺陷。哈马斯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网络、一场运动和一种意识形态。它的领导人能够被杀死，但这个实体或与之相似的东西却会留存下来。

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已经开始，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以色列正在准备大规模的地面入侵。这让华盛顿陷入了困境。虽然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反击的权力，但必须尽力影响其反击的方式。美国不能强迫以色列放弃大规模的地面入侵，也不能让以色列在发动入侵后立即撤退或保持克制，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且应该试着去这样做。他们还应该采取措施减少战争扩大的可能性。他们必须考虑危机之后的问题，敦促以色列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条可行的和平建国之路。

▲10月12日，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一名男子抱着一名女孩从被以色列空袭摧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美国努力影响以色列对危机做出的回应以及回应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基于“朋友应该给于彼此有益但刺耳的建议”的现实，而且还在于，无论是以色列入侵和占领加沙，还是以色列的长期政策让拒绝暴力的巴勒斯坦人看不到希望，这些都不会很好地服务于美国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利益。美国约束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引发争论，在政治上遇到困难，但如果不这样做，另外一种选择——中东爆发更大范围的战争以及（巴以）不可持续的现状无限期拖延下去——将会更加困难和危险。

目的与手段

反对大规模入侵加沙的第一个理由是，其代价几乎肯定会超过任何收益。将哈马斯当做一个军事目标并不值当，因为其军事基础设施已经很大程度上嵌入了加沙平民区。尝试摧毁它需要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进行大规模袭击，这对以色列来说代价高昂，并会导致平民伤亡，促使巴勒斯坦人更多地支持哈马斯。以色列也将遭受大量伤亡，并可能有更多的士兵被绑架。如果作一个历史类比的话，这更接近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历，而不是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取得的那种战果。

对加沙动用大规模武力（而不是对哈马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努力将陷入停滞；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的现有关系将被搁置，甚至可能被逆转。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战争，导火线要么是真主党（在伊朗的怂恿下）决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要么是约旦河西岸自发地爆发针对以色列人或长期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阿拉伯政府（尤其是约旦和埃及）的暴力事件。

即使以色列摧毁了哈马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其他权威机构可以取代哈马斯的位置。监管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缺乏合法性、能力和支持。没有一个阿拉伯政府打算介入并接管加沙。哈马斯或类似的组织很快又会出现，就像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后发生的那样。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不应该对哈马斯采取行动。恰恰相反，以色列必须这样做。和任何国家一样，以色列有自卫权，有权利打击已经发动袭击或准备这样干的恐怖分子，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此外，以色列必须表明，发动这种可怕袭击的人要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如何回应哈马斯的袭击是另一个问题。另一种选择是避免大规模入侵和占领加沙，而对哈马斯领导人和武装分子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哈马斯的军事潜力将被削弱，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都将保持在最低限度。以色列还应该在加沙边境重建军事能力，这将有助于恢复威慑力，降低未来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美以都希望避免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谴责声中被迫停火。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可以强化这一信息，帮助推进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并向以色列明确表明，如果以色列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战争结束后，沙以可以继续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遏制战争

美国的第二个目标必须是阻止战争扩大。最大的危险是真主党，他们拥有大约15万枚可以打到以色列的火箭弹。再说一次，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是说服以色列暂缓做一些会被广泛认为是无差别攻击的行动，因为这样会给真主党提供袭击以色列的压力和借口。

▲当地时间10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乘坐的专机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内塔尼亚胡在机场迎接。

美国牵制真主党的能力有限。历史表明，以色列在黎巴嫩也没有好的选择。但华盛顿可以通知伊朗，后者将为真主党的行动负责。这需要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如果真主党袭击以色列，美国就会让伊朗遭受伤害，例如，减少伊朗的石油出口（目前伊朗每天石油出口约200万桶）。由于大部分石油最终都运往中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知会中国，华盛顿准备通过制裁那些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攻击选定的伊朗生产或炼油设施，来阻止大部分石油贸易。中国可能也准备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因为中国也不希望看到能源成本飙升。华盛顿还应该无限期地暂停进一步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并重申其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容忍限度。

迄今为止的报道表明，伊朗向哈马斯提供的是战略支持，而不是战术支持。也就是说，伊朗多年来一直训练、资助和武装哈马斯，但目前还没有情报表明伊朗计划或命令哈马斯执行了这一行动。数十年来，美国政策一直没有对恐怖分子和那些用武器或金钱来庇护恐怖分子的人加以区分。如果确定伊朗积极参与了哈马斯的袭击，华盛顿将不得不考虑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经济甚至军事行动。

“一国方案不可行”

一旦尘埃落定，美国将需要持续的外交努力，来恢复“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让他们的以色列同行吸取北爱尔兰的教训。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对北爱尔兰的策略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英国的政策侧重于建立一个庞大的安全部队，逮捕或杀掉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的成员；英国的目的是表明暴力将会失败，爱尔兰共和军（IRA）不可能在枪杆子里获得政权。但英国政策最终成功的原因是第二条路径，并在1998年最终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该协议有效地结束了被称为“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的三十年暴力冲突。这条道路给了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参加严肃谈判的机会。这些谈判承诺，如果他们避免暴力，就会获得一些他们寻求的东西。英国的政策表明，在谈判桌上取得的成果比在战场上更多。

这一类比并不是说，巴以现在或很快就有可能回到严肃的谈判中来结束冲突。当前局势尚未发展到开展成熟外交的时候。哈马斯已经丧失了在任何政治进程中作为可接受的参与者的资格，而且巴勒斯坦方面没有其他可以妥协的政治力量。讽刺的是，哈马斯确实有妥协的政治力量，但他们毫无妥协的意愿。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太软弱，也不受欢迎；即使是更强大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如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巴勒斯坦前总统），在谈判桌上拥有更多筹码时，面对和平机会时也会犹豫不决。以色列领导人也没有表现出更多认真谈判的意愿。在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的政府采取的政策破坏了进行真诚谈判的机会；在他的领导下，新的联合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发动战争，而不是和平谈判。为了和谈，需要一个新的获得授权的政府。

然而，如果尝试在短期内开展谈判是徒劳或者更糟的，美国的外交仍必须开始为谈判创造环境。一条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路径仍然至关重要。没有它，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就困难重重，因为现在沙特阿拉伯比以前更有可能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作为沙以实现正常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不可能继续是一个安全、繁荣、民主的犹太国家，除非在不久的将来，巴勒斯坦成为它的邻国。现状的无限期延续，也就是不可行的“一国方案”的延续，都会以色列的这些特性构成威胁。

美国应该敦促以色列改变政策

美国应该首先在私下敦促以色列调整政策，之后必要时在公开场合也应该这样做，为可行的巴勒斯坦谈判方的出现创造条件。相比之下，以色列近年来的政策似乎是有意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便给自己找到“没有一方愿意进行和平谈判”的说辞。要达成的目标应该是：证明哈马斯通向的是一条死胡同，但同样重要的是，向那些愿意拒绝暴力并接受以色列的人证明：还有更好的选择。这将意味着严格限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清楚阐明包括巴勒斯坦建国的最终原则；并明确说明巴勒斯坦人为了实现建国目标应该可以满足的严格但仍合理的条件。

要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需要展现积极参与这一进程的意愿，并公开表达美国的观点，即使这意味着美国与以色列的政策渐行渐远。美国官员需要直接和诚实地与以色列官员对话。令人好奇的是，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司法改革和国内政治问题的反应比它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强硬得多。但美国需要与以色列开展只有亲密盟友才能进行的那种对话。就司法改革方案对以色列民主产生的重大威胁一样，过去一周的事件表明，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构成的威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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